“自1987年首次申遗成功，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从最初的抢救性保护逐渐向预防性保护过渡。”

       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说，敦煌莫高窟和明清故宫均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尽管文物类型不同，但却秉承了相同的预防性保护理念；

        同时，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在风险管理理论指导下，两个遗产地各自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监测预警体系，基本实现了预防性保护。

       实践结果也表明，基于风险管理理论的监测预警体系为实现世界文化遗产地“变化可监控、风险可预知、险情可预报、保护可提前”的预防性保护管理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这对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具有有效借鉴意义。

     “风险管理理论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解决管理资源、管理体系、管理体制和组织目标实现的方式问题。”王旭东说，风险管理是在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因素的基础上，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风险处理，将“风险源”对遗址可能造成的影响和破坏降低或减缓。而预防性保护是基于对未来的预测判断，在各种风险因素对文化遗产造成破坏性影响之前或之初，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损失的发生或以更低的成本降低损失。两者的理念十分相似，因此，风险管理理论可以用来指导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为预防性保护提供一个决策框架。

     “在预防性保护过程中，监测贯穿始终。”王旭东说，系统、科学、有效地监测数据是实现预防性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莫高窟如是，故宫如是，文化遗产皆如是。

       莫高窟，被誉为“墙壁上的博物馆”。如何最大限度地延长其寿命，减缓壁画彩塑的衰退，使其全部信息和突出价值得到真实、完整地保存和延续，是所有人的梦想。

      “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要构建风险监测预警体系。”王旭东说，实践也表明，在风险理论指导下建立的莫高窟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实现真正的预防性保护——

       在风险识别时，根据莫高窟历史档案资料、专家经验和先验知识，将威胁莫高窟遗产保存的风险因素分为地震、降水（洪水）、风沙等自然因素和基建振动、游客参观等人为因素两大类。而风险评估的关键是，研究并确定对已识别的风险因素诱发文物病害发生的阈值。在风险防范与控制时，分别建立震（振）动、洪水 （暴雨）、风沙和游客参观监测预警系统；同时，整合所有监测预警模块信息，设计风险管理与决策支持系统，配置相应硬件支持平台，共同组成莫高窟风险监测预警体系。

     “故宫的预防性保护也在不断探索与实践。”王旭东说，故宫是我国古代宫城发展史上的最高典范，世界文化遗产要素众多，影响因素复杂；当前，根据故宫的遗产特征和实际保存状况的综合评估，将预防性保护初级阶段的工作重点放在了“认知遗产、确定监测内容、重大风险监测与预防研究”三个方面。其中，认知遗产是预防性保护的前提，因为故宫保护范围内的各类遗存的建造年代、形制特征、价值体现、保存状况千差万别，需仔细甄别、统计和分析，确保不遗漏、不错失。确立监测内容是预防性保护的必要环节，而重大风险监测与防控研究则是预防性保护需首先解决的问题。

     “当然，要真正、完全实现预防性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王旭东说，因为预防性保护以延续和加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为目标，以全面的风险监测和防控为主体，是一个持续推进的动态过程。

     “6年之后，可持续旅游的观点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 9月1日，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项目专家内维尔·阿根纽在参加“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时说道。

       早在2013年5月，在敦煌莫高窟召开的“中国世界遗产游客管理及游客承载量国际学术讨论会”，聚焦过度旅游造成的各类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还提出了可持续旅游的不少建议和相关原则。

       时隔6年，“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再次在敦煌召开，“让我们看到了可持续旅游走向成熟的曙光。”

       不过，内维尔·阿根纽依然有着很多的担心和焦虑。在他看来，目前，大家在很大程度上，关注游客的急剧增加并提出预警，但世界各地遗址的游客增加速度更令人担忧。不论是自然景点，还是在文化遗址，“极端旅游”在全球都是普遍存在的，相关旅游“扎堆”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因为，旅游的人数在增加，但人们可去的地方并没有增加。”这种“过度旅游”，不仅为遗产本身以及遗产周边环境和参观游客带来更多压力和不利影响，且日益增加，愈发明显。

     “中国正成为一个出境游大国，国内旅游市场也没有丝毫减弱的趋势。今天，仅就游客数量而言，中国已在世界旅游业中占据主导地位。” 内维尔·阿根纽说，在其他国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问题的时候，中国早就意识到了“过度旅游”的危险，并通过确定游客承载量减缓遗产地损坏；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已建立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并在很多世界遗产中得到了实际运用。

       比如，八达岭长城2018年接待了990万游客，现已按照中国国家文旅局方针，每日限额；故宫博物院，每日游客承载量为8万人次，通过在线预约结合“实名”票务，确保游客人数在承载量范围内……

     “显而易见，中国已经对大众旅游管理作出了积极回应，并采取有明确目标的、明智并可持续发展的工具和政策。” 内维尔·阿根纽说，前提是，要用科学、严格、系统的研究方法，确定合理游客承载量，而非主观臆想或建立在数学模型上；然后，找到过度拥挤问题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此外，内维尔·阿根纽注意到，中国已有55个世界遗产（其中，37个文化遗产，14个自然遗产和4个混合遗产），这自然而然地推动了旅游的急速增长，而许多其他重要遗产地，却因缺乏游客苦恼不已，“如何更好地平衡遗产地之间的游客分布，这将是一个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 内维尔·阿根纽说，当然，克服世界游客某一遗产地“必须看”的心态，仍是阻碍；但他相信，随着代表性遗产地的饱和，更多有辨别能力的游客，将急于寻求其他遗址来满足参观需求。

“像‘火’一样的旅游业是一把双刃剑。” 内维尔·阿根纽说，单纯的保护是无法实现的，人们一旦认识到游客数量增加受经济利益驱动，并且成为普遍现象，那么，政策和实际操作就可以平衡利用、过度利用和保护之间的冲突。

       有序的开放管理就是有效的文物保护——访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萍

     “我们不能以牺牲珍贵文化遗产为代价换取旅游业发展，也不能为保护文化遗产而拒游客于门外”，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上，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萍坦言。

       如何破解这一世界各文化遗产保护地的共性难题？李萍介绍，面对这样的矛盾，敦煌研究院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构建了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通过有序的开放管理实现有效的文物保护。

       1979年莫高窟正式对外开放，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旅游业蓬勃兴起，莫高窟成为甘肃旅游业的龙头。

     “旅游开放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对文物保护造成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李萍分析，莫高窟的旅游开放，一方面弘扬了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扩大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提高了敦煌的知名度，为地方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日益增多的游客和客流的不均衡，不仅打破了洞窟微环境的稳定性，给洞窟保护带来巨大的压力和安全隐患，同时导致了游客参观质量和满意度下降。

      针对此，敦煌研究院利用已经取得的敦煌莫高窟壁画数字化存贮与再现技术成果，在多方支持下，于2014年8月建成并投入使用了具有综合功能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充分利用当代信息技术和展示手段，让游客全面了解敦煌和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在虚拟漫游厅身临其境地观赏典型洞窟和丰富的敦煌文化。以此为核心的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单日总量控制，网络预约购票，数字洞窟展示，实体洞窟参观”也正式启运。

     “作为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参观的起始和重要组成部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核心展示系统包括两组数字影院，每组影院分别由一座主题影院和一座球幕影院构成。”李萍介绍，每座影院均可以容纳200位观众，主题电影《千年莫高》主要讲述莫高窟的历史文化背景，片长20分钟；球幕电影《梦幻佛宫》则是敦煌莫高窟经典洞窟虚拟漫游，片长亦为20分钟。

       特别是球幕影院，利用数字化优势和电影艺术的表现手法，采用球幕电影技术展示莫高窟，是世界上第一部实景还原文物的球幕电影，也是世界上第一部采用8K画面分辨率的球幕电影。

       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使以往游客只进洞窟参观2小时左右的单一游览模式，改变为在数字展示中心观赏敦煌石窟艺术高清数字电影与莫高窟实地体验相结合的复合参观模式。这样既减少了游客在洞窟的滞留时间，降低了洞窟开放对文物保护的压力，又提高了莫高窟游客承载量，同时充分向国内外游客展示了敦煌莫高窟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与遗产保护教育，显著改善了遗产历史信息的传播质量、大幅度提高传播效益，实现了文物保护和旅游利用的双赢目标，开辟了一条文物保护利用的全新途径。

        几年来的运行实践证明，新模式在有效保护石窟本体和增加游客观赏体验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通过高效配置旅游资源，优化参观流程，均衡分配客流的前提之下，使莫高窟单日游客承载量由3000人次翻番增加到6000人次。

       李萍自豪地说，莫高窟已成为国内外数字化文化遗产保护和应用的典范，赢得了社会认可和相关机构的赞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选为世界遗产旅游管理的最佳案例和国际上践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最佳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