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随着信息化时代大数据的应用、人工智能的普及以及网络社会的来临，传统大学教育模式受到了极为严峻的冲击和挑战，高等教育为适应新的社会发展现实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革势所必趋！然而，从传统大学向数字化大学演进的历程，并不是人们普遍误以为的“枝节性的局部小变革”，而是一种带有“全局性高度”的、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性的大创新”。
围绕这一核心论断，沿着“冲击—迷思—觉醒—转型”的逻辑主线，站在“技术与文明”的高度，阐述了数字文明与印刷文明作为高等教育的科技哲学基础之巨大差异。
通过对美国密涅瓦大学这个全球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数字化大学”的具体实践案例的解读分析，来达成对“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的全新理论话语体系的深层发掘与建构，并经由对形上、形中与形下三个层次的全面覆盖，来对数字化大学带来的“颠覆性的创新”展开充分透彻的论证，从而彻底厘清数字化大学与传统大学之间本质性的巨大差异，以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创新努力，来助推我国的高等教育系统朝着“数字化转型”的方向加速发展。
关键词：信息化技术；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大学；颠覆性创新
2020年初，面对新冠疫情的意外爆发和严重冲击，传统课堂教学一时被完全阻断，在线教育作为战“疫”期间的应急教育服务体系被直接推向前台，其磕绊现场虽暴露出诸多不适和问题，但是这也预示着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将走到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将重塑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格局。
信息化时代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已是势所必趋。没有哪个时刻会比现在对数字化大学的向往与渴求更为深刻而迫切，这将以中国和世界面对疫情付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触动着建设数字化大学的最后的一根心弦，成为推动中国数字化大学建设的一剂最强“催化剂”。
冲击：数字化浪潮下传统大学的生存困境及其表现
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所引发的数字化浪潮和数字革命正以前所未见的磅礴之势冲击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一场教育革命正要到来，教育作为信息化的最后堡垒正日益被突破，高等教育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直面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与挑战，传统大学必将面临着生存的困境，我们再也不能沉浸于工业文明的繁荣“窠臼”而采取回避的态度。
1、传统的专业会消失
时至今日，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互联网、3D制造、合成生物学及纳米技术所带来的快速的工作转型正在发生。
新兴技术的进步虽然创造了新的专业和就业机会，但可能造成了更多的专业、岗位、行业的消失和人员的失业。如同美国财政部前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所说，“未来最严重的经济挑战将不是生产，而是提供就业岗位。”
在未来的30年，可能将会有许多工作岗位被数字化和人工智能所取代，特别是那些重复性与标准化的操作劳动，很有可能会大量被替代。
例如：汽车驾驶、食品加工、物流、行政职能、金融和法律服务等行业都将面临较大的替代风险，而未来新兴的职业则集中在：数据分析师和客户体验专家、遥控交通工具操作员、帮助人们浏览和应用监控信息与技术的个性化保健助手和网上监护人等。
可见，如果没有持续的教育来应对技术的革新，那么由数字技能造成的巨大差距更将加大未来就业的难度，技术的革新必将助推传统大学重组、转型。
2、传统教育模式和课程形态难以为继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在固定的校园，按照统一的人才培养方案，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以班级授课的方式来完成的。
这种工业化时代下流水线型的工厂模式最大的缺陷就在于形式单一僵化，缺乏灵活性，不利于学生个性化培养，不再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职业特点及其对人才培养的需要。伴随MOOCs等新型课程形态的兴起，这一状况会逐步得到改变。
因为基于数字环境的超文本结构以网络逻辑打破了印刷技术的线性逻辑，将给学生的学习带来更多选择。
基于MOOCs等课程平台而开展的网络直播课堂、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等新的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日益受到学生喜爱，新的网络课程形式和在线学习文化慢慢在传统大学形成，纯传统的教育模式和课程形态将难以为继，甚至会被淘汰。
未来的教学与课程必将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从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最大程度地激发学生的潜能。
3、大学教师的职业岗位面临挑战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促进了教师角色的转变。在传统教育时代，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播者、生产者，拥有着对知识的绝对权威性，处于教育教学的中心地位。
今天，学生借助互联网就能轻松获得想要的知识，登录网络课程平台就能快速享受到世界顶级教师所讲授的课程，通过教学辅助软件或人工智能系统就能便捷获得答疑，教师职业的部分工作已被兴起的人工智能所替代，教师本身的角色也将被技术所改变。未来的教师角色，可能更像是一位促进学生学习的组织者、辅导者或协助者。
4、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断创新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图书馆、科研和考试制度也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5年后，中世纪学者认可的索邦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很可能都已不被认可。”现代信息技术已经开始重塑高等教育，欧美的寄宿制大学可能会不复存在。
世界上已经零星出现了不少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
2007年，可汗成立的非营利性的“可汗学院”网站，利用网络影片进行免费授课；
2009年，谷歌与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合作创办“奇点大学”；
2012年，各国高校基于MOOCs课程平台相继推出的微学分、微学位，如优达学城（Udacity）推出的“纳米学位”、清华大学基于混合式教学推出的数据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学位项目和金融学辅修专业项目等；
2013年，一所组织形态、学习模式等都彻底有别于传统大学，基于互联网互动学习平台的全新的数字化大学—密涅瓦大学应运而生；
2018年，世界上第一所“区块链大学”—“伍尔夫大学”正式成立，它没有实体校区，由一个应用程序供学者向未来的学生出售知识，被誉为“学生的优步（Uber），学者的爱彼迎（Airbnb）”。
这些探索都对现有大学的生存构成了挑战。
迷思：传统大学应对数字化浪潮的误区与生存悖论
面对数字化浪潮的冲击，尽管“有部分顶尖大学加入了MOOCs浪潮，但绝大多数大学和大学里的绝大多数人，从思维到行动仍然遵循着过去的‘传统’”。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大学已经落后于信息化时代，尤其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上存在误区。
1、传统大学应对数字化浪潮的误区
一是把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看成是过渡性技术或小技术，认为只会引起一些小变革，不会对传统大学构成颠覆性影响。可就现代信息技术来说，从印刷术到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根本性的技术变迁。
它不仅以革命性的方式冲击着传统的教育场景、教学方式、教师角色、师生关系、课程开发与实施等，甚至将颠覆大学和教师本身存在的合理性。
现代信息技术与广播、电视等多媒体技术有着质的差异，广播、电视作为电子传播技术虽在其速度和范围上有较大改进，但由于高成本、低效率的缺陷使其不具有革命性，仍只是一种过渡性技术。就像“蒸汽机的发明导致了工业革命，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现代教育和科技的繁荣”一样，现代信息技术必将引发大学的革命。
二是把现代信息新技术仅仅作为一种工具或实用的存在，没有认识到“技术工具观会严重制约技术变革教育的深度与广度，严重制约教育现代化的步伐。”
把技术作为工具来应用，只会把技术作为一种外在的力量或辅助性工具应用于对传统大学物质形态的改造或是硬件设施的建设上，而不会涉及到对大学教育理念与目标、人才培养模式、管理制度与教育治理等深层结构的革新上。
可是，“将信息技术由外在于教育场域的器具变成与个体生命成长共生的内蓄力量，其深刻内涵却是颠覆、是变革、是重构和再生，即利用信息技术对教育实行全方位改造、颠覆性重构，使其升华为信息时代的新形态。”因此，现代信息技术绝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用于改进现有教学模式与方法的外在工具与手段，而应是推动大学教育革新的内生力量。
三是对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大学”的含义理解存有缺陷。
一种基于广义的信息技术含义，认为数字化大学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一种远程教育形式，把它视为正式大学教育体系之外的非正式教育，而忽视了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现代信息技术同无线电、广播、电视等视听技术的本质性差异；
另一种基于信息技术作为教育外在辅助性工具或手段，认为对教育不构成革命性的影响，把数字化转型定格在对传统大学数字硬件设施的建设层面，而忽视了对数字化高等教育理念、组织结构、课程形态、教学模式、学习方式等软件的重构与再造。
2、传统大学在数字化大学转型路上的生存悖论
“数字化时代大学解构已经发生，然而建构却远未完成。”
现代信息技术尽管极大拓宽了课程资源的供给主体，冲击了传统大学的教育教学模式，促进了学生个性化培养，但是它远没能使现有的大学实体消亡，甚至还没有真正让传统大学模式感受到危机。
其原因就在于技术发展的超前性同大学教育的传统惯性之间形成的“文化时差”，并且它会伴随技术进步指数的加大而更加严峻。这种“文化时差”具体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制度的惯性。
由于组织制度选择的惯性或延迟效应，现有的大多数大学对现代信息技术存在“边缘性迟滞”与无感，即现有大学仍然同印刷技术环境相适应，遵循印刷技术的发展逻辑，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学历、学位与学术制度必然也构成对传统大学的严密保护。
二是观念的滞后。
现有大学里的大部分人仍认为，建设数字化大学或推进传统大学的数字化转型只是进行数字化教学设备与设施的装备与更新，而不是对教育理念、组织形态、大学制度、学习方式等整个教育系统的结构性再造与重组。即使在今天，“我们不仅没有去寻找这种新制度和新模式，反而利用自己的技能和发明去允许许多旧时代的……陈旧制度苟延残喘。”
换言之，我们的身体已经迈入了数字化大学，但是头脑或灵魂还在传统大学。这种“身心不一”的现象就表现为，我们使用的设备和教学工具都是信息化时代的，但是我们的理念、目标、方法等还是印刷技术时代的。
觉醒：数字化大学是对传统大学的“颠覆性创新”
回顾历史，今天的大学站在了数字化转型的十字路口，就好比中国近代教育曾面临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形一样。清朝末年至民国之初，当时所推行的废私塾和书院、兴学堂，废科举、改习西方近代科学，这种教育转变在当时显然已超越了改良的性质而是一种“颠覆性创新”，其实质是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
展望未来，今天的数字化大学无不是对现有大学传统办学模式的“颠覆性创新”，其实质是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或“数字文明”的转变。这就如同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发生的教育巨变的逻辑一样，现有的奠基在“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传统大学经典的教育理念将日薄西山、走下神坛，而“以信息为基础的（Information-based）大学将朝向信息化的（Informational）大学转型”。
1、技术哲学观：传统大学与数字化大学是奠基于两种不同文明的大学
从技术与文明的视角看，从印刷物品到互联网，改变的不只是承载信息的工具，更是文化，甚至是文明的形态。传统大学与数字化大学是奠基于两种不同文明的大学，体现的技术哲学基础分别是还原逻辑和综合集成思想（系统论）。如果说现有大学的科层制模式是印刷技术时代展现的印刷文化或印刷文明，那么数字化大学将是信息技术时代展现的数字文化或数字文明。
现有大学所依持的理念与观念、组织架构、学术制度、教学模式等都是源于印刷技术的塑造，也正是由于“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条性原则”，从而使其掌握了对高深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垄断地位和特权。
某种意义上，由于印刷技术的线性逻辑与近现代工业化流水式生产的“无缝嵌套”而呈现出来的低成本、高效率和规模效应特点，共同推动了科学的普及和德国大学模式在全世界的盛行。目前，学校、班级、以及教学的组织形式总体上依然带有统一加工、批量生产、标准化考核等工业时代特点。
但是，今天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聚集了以前所有媒介技术的优点，它以“联结一切”的网络逻辑不仅改变了印刷技术时代下知识生产、传播的线性方式，而且还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大大降低传统大学制度的交易成本。所以，传统大学在制度上的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新技术必将以网络逻辑塑造出大学的网络结构，数字化大学建设的春天即将到来。
2、科学观：传统大学与数字化大学呈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数理科学范式
立足科学观来看，传统大学与数字化大学呈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数理科学范式：
传统大学建立在牛顿、伽利略等西方经典科学观的基础之上，注重可验证、可实验，在有限数据的基础上进行线性的因果分析，呈现的是“简单还原论”的数理科学范式。而数字化大学则是建立在爱因斯坦、普朗克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等复杂的科学观基础之上，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复杂、多样、不确定的世界，事物之间存在的是复杂多样的因果链或相关性，呈现的是“复杂性的与整体论”的数理科学范式，今天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正好为认识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和推行复杂的教育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技术支持。基于两种不同科学观所呈现的大学理念、大学样态和办学模式必然有着质的差异，详见表1。
3、历史实践观：数字化大学是完全不同于传统大学的崭新样态
一是立足历史实践观来看，大学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新型大学的不断涌现史。
从中世纪大学—柏林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霍普金斯大学，每一种新型大学的确立无不引领了那一个时代，对大学自身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构成了深远的影响。
这也是高等教育适应时代变迁的发展逻辑使然。所以，“数字化时代，大学也随之演进，面临再造。”而且，与前面所有历史时期的所谓“新”大学不同的是，柏林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皆是印刷文明或工业文明的产物，数字化大学却是信息文明或数字文明的产物。
二是就数字化大学建设现状来看，当前世界上已经零星出现了数字化大学的雏形与试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的密涅瓦大学。
它的英文名为“Minerva School at KGI”，2013年创办于旧金山，一所“没有校园、没有入门课、没有讲授式教学、全部小班在线研讨、学生四年全球七座城市游学”的新型大学。
密涅瓦大学产生于以互联网为载体的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下的数字生态环境，不同于广播电视大学和传统远程教育只是作为传统大学教育的辅助性形式。作为一种“异类”大学，密涅瓦大学并不是在传统大学的基础上“改良”，而是一种摒弃传统教育模式的全新大学的“颠覆版”，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和未来导向。
如表2，同传统大学相比，密涅瓦大学在办学理念、硬件建设、师资选聘、招生方式、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学习方式和学习服务等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
转型：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可能路径
数字化大学才是信息化时代高等教育的未来，推动信息化时代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既是时代所趋，更是现实所迫。
由于传统大学到数字化大学是两种不同的发展范式，所以面对转型，基于原有范式，在旧有制度框架下追求持续性创新是无法实现转型的；相反，只能跳出现有范式之外进行思考，即通过引入一种新范式以实现某种破坏性创新。
理论上有两种解决办法：
一种是像密涅瓦大学一样，立足现代信息技术开辟的信息化时代直接打破原有结构，成立新的大学形态—数字化大学；
另一种是按照网络逻辑和数字化理念，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现有的大学进行全面、系统化的再造与重构，即推进传统大学的数字化转型。
1、创立新的大学，树立前行灯塔
如同本·纳尔森所说的一样，“当下的大学比20年前更迫切地需要变革”，但是“综合型大学在保护中生存，却停滞不前，变得更加奇特和昂贵，并日益受到它不连贯的内在结构的侵害。互联网时代的第二个十年末期，传统大学改变得显而易见还不够快。只有当新的竞争者设法渗入大学，才能够重燃大学革新的火把，泛在大学才会出现。”
可见，“与其在传统大学内部进行改革，还不如创立新的大学，为其他大学树立前行的灯塔”。因为相对变革传统大学，创立新的大学可能要更容易。传统大学虽早已经意识到了转型的必要性，但往往受到传统学术制度等多方面的阻碍与保护，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突破。所以，创立新的大学就成为破除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危局的先手棋。
从大学的发展史来看，这也符合新型大学的产生机理。而且，新的大学一旦取得成功，就会在高等教育系统中触发“蝴蝶效应”，必将促使众多传统大学竞相效仿，从而推动整个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
为了迎接信息化时代数字化大学的崭新未来，我们必须勇敢地面对转型，果断地甩下包袱，像密涅瓦大学的创办者一样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积极探索创办能引领信息化时代发展的新大学，用信息化时代新的理念、方法、技术、模式来创新大学的职能，设计课程体系和课程形式，实践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等。
2、积极重构再造，全面实现转型
信息化时代需要数字化大学，但是仅仅通过创立数字化大学来应对时代所需显然是不现实的。传统大学仍占大多数，我们不能看着传统大学就这样不断走向衰落和灭亡而无动于衷。
因此，要实现整个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既需要有像密涅瓦大学之类的新样态来引领，还需要占大多数的传统大学能突破束缚，清醒认识，进行自我革命，推进自身向数字化大学转型。任何其他企图在制度层面的小修小补都只能是慢性自杀或自取灭亡，只有全面、彻底地完成数字化转型，让自身成为名副其实的数字化大学，传统大学才能真正在信息时代赢得生机。
然而，“现代大学的改革除了在个别‘点’上有所突破，整个学术界，尤其是精英大学群体，依然是保守的、充满惰性的，对于信息技术潜能的挖掘和应用远远不够。”
因为“我们仍然身处于这个转变之中，在我们目前的文明中，属于新生代技术经济的科学知识、机器体系、实用设施、技术手段、生活习惯和人性目标远远未占优势地位。”
所以，“在颠覆的框架下，也就意味着：除非高层积极推动创新，否则组织的颠覆式创新都会变成持续性创新（也就是匹配目前情况、价值观和经济模型的改进），因为一个组织不可能自发地颠覆自己。”换言之，这也是传统大学在数字化大学转型路上最大生存悖论的原因所在。
因此，传统大学要完成数字化大学的真正转型，需要从以下三个方向进行努力。
一是应自上而下地推进转型。
作为传统大学的举办者和管理者要对转型有清醒的认识，明确自我革命的意义，应明白转型所带来的阵痛只是暂时的，而转型的成功却是对整个高等教育崭新未来的重塑。
二是全面构筑数字化的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
数字化的大学只能存在于数字化的技术环境中，而数字化的技术环境也只能存在于数字化的社会环境中。
只有构筑起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大堡垒，让一切印刷技术时代的环境得以颠覆，从而才可能构筑起适应数字化大学生存发展的数字技术环境和社会环境，并在数字文化与数字理念上形成共识。
三是全面对传统大学实施数字化再造与重组。
转型是对整个大学系统的变革，既要从理念、组织、制度等方面破除传统大学的学术制度的保护机制，还应基于新的课程形态、学习方式推行学历与学位认证的新形式，同时转变教师角色与职能，准确认识师生关系等。
结语
数字化大学建设决不是简单地“传统大学+现代信息技术”，本质上应该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网络逻辑或互联网思维对传统大学进行全面、系统性的重塑，具体应从终结性教育转向终身化学习，从线性科层制结构转向扁平网络结构，从面授课程形态转向混合课程形态，从统一化教学转向个性化教学，从他律性学习转向自律自主性学习。
数字化大学就是对传统大学的颠覆性创新，它的建设将是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场深刻革命，将创造信息化时代高等教育的未来。面对高等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之路，我们应审视其影响和变革的可能前景，探寻我们人类能够接受的技术革新、智能革命和人类深度科技化前景。
与此同时，还须警惕再一次陷入数字化转型的迷思之中—不可忽视数字化技术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的缺陷，避免落入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可能蕴含的陷阱。总之，我们只有保持清醒的头脑与理性的认识，数字化大学建设之路才会走得更远、更好！（作者单位：罗元云,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工学院教评中心；杨杏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地方应用型高校课程供给侧改革的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17C0456）的研究成果；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人才需求预测视域下的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规律及机制研究”（项目编号：XJK016QGD004）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