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由过去“公共教育场所”到现在被视为是一个“自我学习”的空间，这是博物馆观念上很大的一个改变。自网络尤其是移动网络普及以后，基于数字化环境下的博物馆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前提下，做出变革，认真思考自己在履行传播职能时能够运用的数字媒体工具及其特性，真正使之做到为我所用。
智慧博物馆是最近几年在文博界内出现频率很高的字眼，用智慧博物馆的提倡者、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先生的话来说：“智慧博物馆以多模态感知‘数据’替代数字博物馆的集中式静态采集‘数字’，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更加全面、深入和广泛的互联互通，消除信息孤岛，使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形成系统化的协同工作方式，从而形成更为深入的智能化博物馆运作体系”。
实际上，智慧博物馆的提出并非无中生有，它是在过去博物馆信息化以及博物馆数字化建设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较新的概念。即以宋先生的概念性叙述来说，除了以“多模态感知”角度切入外，其他阐释用在数字博物馆的概念上也大体适用。
因此，就我看来，所谓博物馆信息化、数字化、智慧化的提法，虽然文字各不相同，但它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只是在不同阶段为适应阶段性要求的不同任务而对侧重点有所倚重，有所强调而已。
上海博物馆在持续的数字化建设过程中，似乎也以自己的实践说明了这一点。
上海博物馆可视化数据管理中心首页
上海博物馆的数字化工作起步很早，1984年5月，上海博物馆在馆内成立了以探索计算机在博物馆中的应用为核心工作内容的电脑组，开始探索博物馆的数字化工作，成为中国博物馆界在数字化应用方面的先行者。
不过，直到2000年，上博的数字化建设才进入全面发展期，其代表性产品就是官方网站的设立、藏品数据库的建成，以及陈列展厅内具有创意性的数字展示的出现。
尤其是深具博物馆数字化特点的藏品数据库的设计、开发与应用，在全国博物馆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栏目设计之合理，功能运用之灵活，技术手段选择之合乎专业，数据库运作手段之有效，在当时的业内都堪称首屈一指，即使现在也是罕有其匹。
在智慧博物馆时代，上博也未甘人后。
比如基于“平稳、洁净”的预防性保护理念，运用物联网技术建立的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监测与检测技术系统，并辅之于其他技术方法形成了对博物馆文物微环境的有效监控，在预防性保护珍贵文物方面的成效卓著，上博科研基地也由此成为国内馆藏文物保存环境领域的领军者。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就目前的情况看，博物馆的数字化（智慧博物馆）建设明显遇到了一个瓶颈。
一方面，社会对博物馆数字化的成果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另一方面博物馆所给出的答案则让很多人大失所望，比如资源的开放、服务的提升、公众的参与等等。
现在，除了通过数字产品或社交媒体的卖萌，间或有一些不错的导览及专题App之外，很难让人还能想起博物馆也还在进行数字化建设。
那么，博物馆数字化之路应该怎么走，面对这一和博物馆的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各馆都在思索。就我们的认知来说，任何有关博物馆数字化未来的思考，起码应该包括有以下三个面向：
1、符合博物馆自身发展的要求，
2、符合社会对博物馆的期待，
3、符合数字技术发展的趋势。
以上博现在的数字化建设布局来说，也正是希望通过自身的行动试图给出自己的答案。我们的探索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大数据化从管理开始
随着大数据的概念开始逐渐普及，它也成为博物馆感兴趣的一个议题，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利用新的数据分析技术来指导管理。博物馆的基础是藏品，因此博物馆的数字化管理通常是以藏品数据资源的采集、加工、存储及数据库管理为核心所建立起来的涉及博物馆业务各方面的管理架构。由此还将延伸到与博物馆的藏品相关的人的数字化管理，包括博物馆的业务人员和观众行为数据的分析和管理。
近来在博物馆对人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管理数字化的重心也有明显向后者倾斜的趋势。
典型的如法国的卢浮宫，它启用蓝牙装置采集观众参观行为数据，分析短期停留的参观者（馆内停留时间不到一个半小时）和长期停留的参观者（馆内停留时间超过6 小时）的不同参观模式，分析结果推翻了卢浮宫最初的假设，即短期停留的参观者是因为时间有限而只能在对博物馆内进行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受此类事例的影响，上海博物馆从2015年开始开发自己的可视化数据管理中心。
数据中心以博物馆观众服务和专业研究为导向，以统一的数据资源为内核，以互联网入口、移动互联入口、现场服务入口及馆内局域网入口为聚焦，初步建立起博物馆核心数据资源支撑平台。该项目的数据涵盖展馆、展览、藏品、观众等核心指标，描述博物馆信息资源及其载体，构建、挖掘、分析呈现信息资源及核心指标之间的相互联系，及时准确、全面综合地反映了上博实时运行状况。
项目还能提供个性化的观众分析报告、藏品统计报告、网站访问报告、设备运行报告等新形式的服务，同时还包括观众流量、观众行为、藏品数据、物联监测运行、设备运行等方面的可视化展示。为上海博物馆的精准化管理、数据挖掘以及可视化展示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还以国家一级博物馆评估标准为基础，尝试为单个藏品做了一个社会利用评估体系的模型，并给出了评价的量化数值。
上海博物馆可视化数据管理中心藏品社会利用评估模型
如此，在可视化的展示中，不仅将具体文物的地理信息、功能诠释、修复的数据进行了有效的整合，而且还打通了博物馆内外业务的空间，对数据形成了从藏品分析、利用到评估的基本体系。虽然这一评估模型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有进一步改进和提升的空间，但从探索角度而言，这毫无疑问可以说是一款在博物馆数据运用上具有方向标性质的产品。
2、走出深闺的资源共享
所谓博物馆社会化的表现主要为博物馆的全面开放和社会的全面参与。
在文化多元化、资源数字化的今天，作为“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博物馆，自然无法回避其自身的责任。
在数字时代，通过网络及其他技术手段，最大程度地利用博物馆资源和网路互动实现博物馆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资源共享，是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博物馆所拥有的藏品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理应走出“深闺”，为社会所共享。
但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博物馆的实物开放进展缓慢，而由藏品数字资源先行一步进行开放，则成为许多博物馆的共识。
2015年年底，荷兰国立博物馆突破博物馆的传统，将25万份的馆藏高清图片上载到互联网，无条件地分享给大众，并将版权全部免费开放。这一举措在博物馆界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人由此意识到了博物馆开放资源，尤其是数字资源的趋势已不可阻挡。
当然，数字资源的开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除了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及其他相应的市场、社会环境之外，对博物馆来说，还需要有资源和有力的专业化的保证。
故此，上海博物馆在这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比如，配合全国第一次移动文物普查项目，我们加大了原有文物数据特别是图像数据的采集力度，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全部等级品的基础数据和一、二级品的图像数据的完整采集和录入。
此外，我们还积极进行善本古籍和碑帖的数字化工作。
上海博物馆现有古籍文献3万余册件，其中善本古籍文献近2000种1万余册（件）；
碑帖库房现有已碑帖藏品近3万多件，其中一、二级品就有73件，其中不乏享誉已久的名品佳拓。
目前，20多万页的古籍图书，6万页碑帖资源已成功数字化，同时还为此建立了相关的数据库。
所谓未雨绸缪，这些藏品基础数据的采集完成，为今后博物馆数字化的各方面的应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也为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的进一步向社会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多元”而“精深”
自网络尤其是移动网络普及以后，数字资源传播方式上的迅捷性、多媒体化、交互性特征；传授关系上的多元性、自由性、个性化特征日益明显。
这也就要求基于数字化环境下的博物馆，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保持原有优势的前提下，做出变革，接受、融合新型的数字化技术，认真思考自己在履行传播职能时能够运用的数字媒体工具及其特性，真正使之做到为我所用。
如果博物馆还是恪守以电视、纸媒为代表的传统媒介传播为主的方式，必然陷进传播范围小、受众面窄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在博物馆资源数字化、数字信息网络传播授权得到较好解决的前提下，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在符合现代人们对信息的接受和处理方式的新媒介基础上的博物馆数字化传播新方式，无疑将大大加强博物馆的吸引力和传播范围。
运用传统的及新媒体技术进行积极的对外传播，是目前各大博物馆都在开展的数字化重点开发方向。
上博在网站成功改版的基础上，通过大堂多媒体发布系统及微信公众号的建立，初步打通传统互联网和移动互联两个网络平台，并配合各种App应用的开发，开始尝试着逐步构建起一个内容丰富，格调高雅，传播快捷、黏着性强的上博数字化传播体系。
线上博物馆：每月一珍——思惟菩萨像
在这过程中，我们还在开始培养自己的传播品牌，比如网站的“每月一珍”。
此次网站改版新增的“每月一珍”栏目，充分利用多媒体数字化的优势，对一件本馆收藏中单体文物进行全方位、多媒体式地详细解读，实际上也可看做是一件文物的数字展。
这一解读将附着于实体文物上的显性信息如质地、造型、纹饰等和隐性信息如制作手段、使用方式、流传经过，美学特点等以各类数字化的形式，以感性和理性并举的方式向观众进行介绍。
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传播方法，满足观众对于博物馆藏品的深度了解，让观众不仅看到博物馆的“博大”，更体会到博物馆的“精深”。
4、人与物的主观能动联结
博物馆由过去“公共教育场所”到现在被视为是一个“自我学习”的空间，这是博物馆观念上很大的一个改变。这一改变意味着博物馆不再是一个你听我说的“教育”形态，而是赋予了观众更多的自主性，但这也就要求博物馆需要有更加个性化的服务。
运用数字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进行博物馆学习的特点之一就是教育的形式从一人对多人变为点到点，学习的内容甚至可以量身定做，而且一次能够提供更多的个性化服务。比如移动应用服务，就一向是以个性化服务作为最突出亮点的。它往往通过增强应用内容的动态性与可定制性，以此来满足用户越来越明显的对于个性化内容及服务体验的渴望。
由此可见，从观众的实际情况、个别差异与个性特点出发，利用新媒体技术有针对性地进行个性化服务，不仅是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的需要，也是博物馆教育本身的需要，而新媒体技术也确实有实现这种服务的能力。就目前博物馆教育的现况来看，展厅中的数字技术，一般来说会注重发掘博物馆学习的“兴趣点”。着力发掘、重现“物”原本就有的鲜活生命，其主要目的在于有层次地引导观众在观看实物的基础上，进行本体知识和背景知识的扩展阅读。
引导观众将陈列品、展示环境与自身的经验相连接，并逐步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完成认识的过程，达成学习的效果。上博从2015年开始建设移动端的陈列导览系统，目前已基本完成青铜、雕塑和家具陈列馆的开发。
这套系统利用移动互联网、WiFi定位、新媒体等先进技术，融合线上和现场服务，在移动终端上实现导览、实时定位、解说、交流等多样的功能，为观众的自主性学习提供了更好的空间和更大的乐趣。系统还针对场内和场外观众的不同的需求，设置了场内场外两套服务模式，为不同的观众提供不同面向的精准服务。
5、平行线——“数字人文”
一个好的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必然是有前瞻性和创新精神的。同时这又要求其在思维及其模式方面不断有所突破，并在这种突破中实现对传统博物馆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自身变革。
另外，此一创新体系的确立还将以博物馆自身的不断变革为前提，比如由注重数字化基本建设向数字化展示、数字化研究、数字化创意产品等方面的发展。
其中，数字化研究历来是被人们忽视的一环。博物馆所说的研究从来都指的是实物研究。但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一点，那就是实物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可以和实物相分离而存在的。
实物藏品与藏品信息之间，实物展示与数字展示之间，实证教育与和网络传播之间等等，可以说都是从实物中来，当然也未必都要回到实物中去，它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人，虚实相生、相长，构成了博物馆物与人之间的有序结合。
藏品信息的这种可分离性实际上也说明了博物馆的藏品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数字资源的基础之上。而在有了采集而来的大量二维、三维甚至是全息的数字数据的基础上，所谓的定量分析和研究也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从博物馆数字建设出发，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事实上，这种尝试在博物馆之外的人文学科当中已经日益流行，这就是所谓的“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古籍扫描成果图片
如果说，一段时期以来数字人文研究还主要是在高校里面流行，而近年来，国外的一些博物馆也开始对数字人文投以关爱的目光。
2016年美国新媒体联盟的“地平线报告”（博物馆教育篇）中，就在一年内会采用的技术里首次明确提出了数字人文技术（Digital Humanities Technologies）的概念。
上海博物馆对数字人文关注已久，也有计划在近期的项目中进行初步的尝试，比如以某位古代书画家为基点，整理围绕这位画家的流派、传承、收藏、交往的数据资料，进而以数字分析工具来剖析他们之间的各种关联，绘制出相关的收藏、艺术流变、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网络图，从而为探讨相关文化脉络寻找一个方法上的突破。
总之，智慧博物馆的建设之路目前正处于十字路口，各方也都在寻求突破之道，上博的尝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能否有所成就，也需留待实践的检验。
作者上海博物馆信息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