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日本在文化遗产数字化方面举措不断,如日本文化厅推出的“利用先端技术传播日本文化魅力”项目等,旨在通过活用前沿技术,加大文化遗产开发力度,促进文化遗产旅游发展,传播日本文化魅力。
经过多年实践,日本文化遗产数字化呈现出目标导向性强、技术手段灵活度高、宣传模式多样化、政策支持力度大的特点。
■图为日本文化遗产《洛中洛外图》屏风高精度翻拍图片。资料图片
一、数字化研发力度不同
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目的在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因此,在对文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开发之前,相关人员会明确使用目的,以目标为导向,研发力度有所侧重。
如果以遗产保护及文化传承为目的,则投入较多精力进行学术研发,以确保内容的准确性和严谨度。
例如,东京国立博物馆与3MJapan株式会社合作对重要文化遗产《洛中洛外图》屏风的高精度翻拍,京都文化协会与佳能合作对《松林图》屏风与《群鹤图》屏风的复制等,都是在学术监督与指导下,投入较多的时间与精力,严谨客观地再现文化遗产。
《洛中洛外图屏风》(右半),江户前期
《洛中洛外图屏风(左半),江户前期
《松林图屏风》
《群鹤图屏风》
而若以文化遗产旅游为目的,则会倾向于确保数字化产品的吸引力与冲击力,主要体现为利用AR (扩张现实)、VR (虚拟现实)等技术开发文化遗产旅游新模式,提高游客的满意度和体验度。AR技术的最大特点是增加现实风景的信息,这一技术可用于纪念摄影。
箱馆奉行所位于日本江户时代建造的星形要塞城郭——五棱郭。
由于条件所限,之前每年仅举办10次穿着江户时代服装的活动,而通过AR技术游客可以随时拍摄穿着江户时代服装的合成照片,不受时间制约。沉浸式的体验活动增加了游览历史遗迹的趣味性。
除此之外,VR技术也广泛用于文化遗产旅游。
日本津和野城是日本百座名城之一,慕名者众多,但是目前仅有断壁残垣,浏览者难以产生情感共鸣。
而通过VR技术还原城郭,游客事先下载App,就可以欣赏到江户时代的津和野城,感受到古迹的魅力。
古坟群作为日本代表性文化遗产散落于各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古坟已经消失或者形状发生改变,很难通过遗迹了解古坟的形状与位置。但是采用AR或VR技术还原古坟样式,不仅不会对古坟遗迹造成破坏,还可以降低活用成本,增加浏览古坟的趣味性。
爱知县名古屋市志段味古坟群遗迹即采取AR与VR技术,再现了古坟的原貌与埋葬设施,游览者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深入了解志段味古坟群的文化特征。
日本政府认为,尽管准确性与趣味性并不矛盾,可以研发出集二者于一体的数字化文化遗产,但是这对于时间、人力、物力提出了较高要求,特别是在文化遗产旅游方面,可能造成投入产出不对等。因此,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研发方面,呈现以目标为导向,确定研发投入的倾向。
二、数字化手段灵活多样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手段包括AR、VR、MR、高精度复制等,在数字化过程中,需要明确文化遗产特点,针对不同的文化遗产特质,灵活运用不同类型的数字化技术手段。
一般情况下国宝级别的古建筑不公开内部景观,从而导致其历史价值与美学价值无法得到深刻的认识与理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京都市仁和寺制作高精度的VR内容,游客通过VR内容及解说,可以欣赏到内部精湛的工艺。因此,针对无法公开展览的文化遗产,则可以使用AR或VR技术,通过数字化手段模拟现实景观,使其文化遗产价值得到最大限度挖掘。
国宝也是浏览者敬而远之的文化遗产,而十日町市博物馆与东京国立博物馆、大塚OHMI陶业株式会社共同研究,对国宝火焰型土器进行三次元与X线CT测量,依据测量数据,制作了与实物尺寸、重量相同的高精度复制品,打造了“用手触摸”的国宝。
在展览时,浏览者可以与其亲密接触,体会工艺魅力。
三、拓展不同渠道全方位宣传
日本政府利用文化遗产所在地、美术馆、博物馆、机场、火车站以及观光厅等多渠道推广数字化文化遗产,而且注重多语种宣传。成田机场与日本电报电话公司(NTT)合作,通过DTIP技术处理葛饰北斋画作,并利用成田机场的地理优势,在高精度4K/8K屏幕上循环播放。
由于葛饰北斋的画作容易受损,较少公开展览,但是通过DTIP技术进行数字化处理,忠实地再现了原画的色度、笔触,并利用成田机场门户位置的优势,使往来于日本的国内外游客可以欣赏国宝级别的画作。
除了在机场宣传文化遗产之外,还在车站、电影院周边等人流密集的地方设置检索型触摸屏,游客可以随时检索文化遗产信息,并通过手机保存,促进了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
四、完善体制建设
一是横向上各省厅分工合作,有所侧重。
日本政府认为,尽管各省厅投入大量资金,推动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如文化厅负责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研发,国立国会图书馆负责书籍的电子化,但是如果仅在本机构网站上宣传,受众面较窄,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因此,2015年日本内阁府依据《知识财产推进计划2015》设置促进数字化数据库合作的相关省厅等联络会,强化省厅之间的横向合作,加大宣传,特别是面向国外的宣传。
二是纵向上由政府机构统筹协调。
由于文化遗产数字化是流程复杂、专业度高的工作,需要国家机构、都道府县机构、市町村机构、内容制作企业、数字化服务商、文化遗产研究机构等共同参与,流程上千头万绪,环环相扣。
因此日本文化厅建议地方上由各自治体负责统筹、协调工作。
同时将数字化文化遗产与地方振兴、产业振兴联动,从而将文化遗产的价值最大化。
三是财政优惠。
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研发动辄百万日元,甚至千万日元,是耗资巨大的工程,为了鼓励各地进行数字化研发,对于地方美术馆、博物馆等的数字化研发费用采取地方交付税措施。
综上所述,日本文化遗产数字化研发具有针对性强、技术手段灵活度高、宣传模式多样化、体制协同性的特点。
今后我国在文化遗产数字化方面,可以有所借鉴,基于缜密的学术调查研究,针对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采用不同的数字化方式,并对数字化的文化遗产进行多渠道宣传推广,形成合力,使其价值最大化。
(本文系天津社会科学院院级重点课题“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20YZD-08)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20日总第1970期 作者:胡亮